今年第11届上海电影节最成功的项目，算得上是专门为了纪念这个整年份的“邵氏电影回顾展”。这一次的邵氏影展选了7部电影：李翰祥的《江山美人》和《倾国倾城》、张彻的《刺马》和《独臂刀》、胡金铨的《大醉侠》、刘家良的《少林36房》和《少林搭棚大师》。7部电影，4位最有代表性的导演，贯穿起了邵氏电影由盛而衰的数十年历史。

实施“大片策略”，邵氏靠“黄梅调”取胜

四五十年前的香港影坛热闹非凡。1957年，邵逸夫买下清水湾一块地皮兴建影城，1958年，他宣布成立邵氏电影公司。到2008年，已经整整50年。

在电影发烧友看来，邵氏的全盛时期，自然是张彻与胡金铨开创邵氏功夫片的时期，但在张彻与胡金铨拿出《独臂刀》和《大醉侠》之前，邵氏在电影江湖中起家的，却是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

1958年邵逸夫、邵仁枚兄弟在香港起家时并无制片经验，凭借的是多年积累下的院线优势。邵氏兄弟自1930年代参与电影发行和院线业务，到1956年，邵氏兄弟在新马、越南、泰国等地已经拥有了100多家影院和10座大型游乐场。来香港投资制片业务，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的影院每年需要520多部电影，仅凭买片已经远远无法保障需要。

邵氏立足香港初期，最大的对手是陆运涛主持的“电懋”。在上世纪50年代中，香港影坛其实有三大势力，就是邵氏、电懋（国泰）和左派的长城与凤凰公司。陆运涛原本也在南洋从事院线管理，比邵氏兄弟早两年登陆香港。“电懋”曾云集张爱玲等华人编剧名家，优势是时装喜剧片，陆运涛曾留学欧美，学习当时的好莱坞经验，重视女明星，为她们量身定做影片。当时“电懋”旗下女星阵容有林黛、尤敏、林翠、葛兰、叶枫、李湄、丁皓、王莱、苏凤，导演阵容则有岳枫、陶秦、唐煌、易文、王天林等。而当时邵氏手上独有的女星只有由长城转投的乐蒂。

李翰祥在回忆录《三十年细说从头》中，这样记述当时邵逸夫在香港的“地位”：“刚到香港，还真有些寸步难行的味道，想请大明星吃饭都要百般迁就，因为试请过几位大明星一块儿到他清水湾的别墅吃饭，结果大牌没到，连二牌三牌也请不齐。”

针对“电懋”的优势，开游乐场的邵逸夫的对策是典型的游乐场思维，他提出，邵氏必须要“大”：建大厂、拍大片、挣大钱。1961年，邵氏片场一期落成，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第一家使用了当时美国流行的彩色宽银幕技术，叫做“邵氏综艺体弧形阔银幕”。时装片无法拍大，邵逸夫就拍古装片。1959年的《江山美人》，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维下出厂的。

《江山美人》讲的是正德皇帝与李凤姐的故事，开了香港黄梅调的流行风潮。采用黄梅调，是为了针对“电懋”广受欢迎的歌唱片《桃花江》和《曼波女郎》。邵逸夫曾经回忆说，当时电影观众以妇女为主，她们喜欢歌唱片，歌愈多愈受欢迎。张彻在他的回忆录《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书中也曾有一段忆叙：“黄梅调是自然发音。自然发音的歌唱就能让普罗大众朗朗上口，跟着学唱，蔚为流行。30年代，电影技术进入有声片之后，电影歌曲遂成为最容易吸引观众的一种沟通方式。”

说起来，香港的黄梅调电影的兴起与内地的3部电影有关：越剧电影《梁祝》、民歌电影《刘三姐》、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当年这几部片在香港上映时都非常轰动。1958年，李翰祥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黄梅调电影??《貂蝉》，影片市场反映良好，还在亚洲影展上斩获5项大奖。于是邵逸夫拨了巨资50万港元给他拍摄《江山美人》，在当时一般时装片票房以几万元计的电影界，邵逸夫几乎被看做是疯子。但上映后第一周《江山美人》的票房就冲破了40万港元，成为香港历史上最卖座的影片，还在亚洲影展上拿下10项大奖，当年34岁的李翰祥成为华人第一大导演。而邵氏电影公司也彻底站稳了脚跟，“电懋”的“时装戏”在华丽的古装服饰面前相形见绌，从此被戏谑为“烂衫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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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叔”邵逸夫的几个关键词

●慈善 1973年邵逸夫成立了香港邵氏基金会，以资助医院、教育机构，设立奖学金及师资培训为主。从1985年起，邵逸夫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中国内地的社会公益事业。据初步估计，邵逸夫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已达31亿元，捐助项目超过4500个，其中80%以上为教育项目，以至中国内地高等学府内频频出现“逸夫楼”。

●养生 邵逸夫的长寿一直是港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极其注重养生之道，每年光野生人参就要吃掉3两。一位已故香港艺人曾向媒体披露，一次和“六叔”一起如厕，整个洗手间都充满浓重的参味。后来邵逸夫放弃人参进补，以修习气功护身。

●朴素 虽然名下坐拥逾百亿资产，但他的生活却相当朴素，多年来一直住在清水湾公寓中。平日三餐一般为普通家常菜或上海菜。

●情感 1987年，原配黄美珍在洛杉矶逝世， 10年后，邵逸夫和多年的红颜知己方逸华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结婚。2000年方逸华开始担任无线董事局副主席一职，邵逸夫逐渐退居幕后。

●荣誉 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为表彰他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贡献，将一颗新发现的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去年台湾金马奖的“终身荣誉大奖”和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世纪影坛大奖”，都对他在电影界的巨大贡献作出了肯定。

“时势造英雄”，“功夫片”兴起

《江山美人》里有一个配角叫做“大牛”，他就是胡金铨。

1964年，香港影坛发生了一件大事，邵逸夫多年的对手陆运涛突然飞机失事死了，“电懋”从此不振。也在这一年，《江山美人》的女主演、邵逸夫旗下最红的黄梅调女星林黛忽然自杀，邵逸夫痛失摇钱树。很多人认为林黛的死意味着邵氏黄梅调电影时代的终结，认为她直接推动了邵氏电影转向男性为主的功夫片。但其实林黛虽死，邵氏旗下还有乐蒂、凌波；而即使林黛仍在，也无法扭转黄梅调电影在观众失去新鲜感后日渐衰落的趋势。

1965年10月，邵氏官方电影杂志《南国电影》以《彩色武侠新攻势》为标题，介绍了邵氏已制成和投产的7部新派武侠片。文章这样写：“这些影片以真实的动作，立判生死的打斗，代替过去虚假的、神怪的、舞台化的武打和所谓‘特技’……请大家共同来进入、享受，充满了‘动作’的??武侠世纪。”

为什么邵氏会从细腻柔媚的黄梅调转投阳刚的武侠片？张彻的回忆录由香港影评人石琪作序，他在序言中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邵氏的“新武侠世纪”是一场“武革”。他说：“时势很重要，张彻片的阳刚暴力作风，以及他爱拍的青春反叛，切合当时中国‘文革’暴潮，以及香港社会转型期。其实那时世界各地也先后卷起青春新潮、学运怒潮和各式反传统反体制的革命，更有凶险的冷战、血腥的越战，到处都难以逃避文化冲击与暴力危险。”

石琪说，张彻和胡金铨的兴起，是“时势造英雄”。张彻系列武侠影片与他之前流行的黄飞鸿系列的不同，张彻充满了强烈的个人反叛和“以弱胜强”的主题。张彻当年经常说：“女星比男星吃香，男角常常比女角软弱，很不正常。应该像西片、日本片那样，复兴尚武精神，重振男性英雄主义。”张彻之前，女明星片酬比男明星高；张彻之后，这一趋势彻底被扭转过来。

张彻选男星，重的是“血气方刚”四字。他的男星个个古铜肤色，一身肌肉。但他当年选角，却喜欢“桀骜不驯”的男演员。狄龙和姜大卫，是张彻当年最爱的两名男星。狄龙1969年入行，自小学习咏春拳。狄龙不讳言说自己入行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他把这称为“博偏门”。狄龙还记得，拍完《刺马》那年，他成为当年最红的男星，公司分花红，分给他的钱竟然已经够买一幢楼房。他又兴奋又对公司感激涕零，拍戏更加博命。

张彻总是喜欢把狄龙和姜大卫放在一部电影里，害得两个人之间，不免生出“既生瑜，何生亮”的嫌隙来。狄龙形象英俊阳光，是白马王子，姜大卫则戏里戏外都呈现出一副“浑不吝”的样子，嘴角总挂一丝嘲讽的微笑。《刺马》拍摄于1973年，狄龙饰演马新贻，姜大卫演张汶祥。戏里，两个人第一次在银幕上反目成仇，打得你死我活；戏外，两人被传谁也不理谁。戏里戏外，真假难辨，让传媒做足了文章。在当年，两人对打是这部戏的最大卖点，犹如今日《功夫之王》里的成龙与李连杰。“当时年纪轻吧。”如今问起这段故事，狄龙已经可以以长辈风范一笑带过。

张彻拍电影，价值观是老派的：女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男性之间的情谊仇恨。他2002年以80岁高龄寿终，一生却如同他电影中的男主角，永远做硬汉，永远停留在青春期。做人拍片，他都与胡金铨迥然不同。

胡金铨留给邵氏的，就是一部1966年的《大醉侠》，《大醉侠》拍完他便离开邵氏，去了台湾。胡金铨离开邵氏，主要是理念不同，他的电影亦有男性英雄，但都不必惨死。岳华在《大醉侠》里形象是扛着竹竿浪荡潇洒的浪子。这与胡金铨少时的武侠启蒙有关。他1931年生于北平，小时候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是家中的常客，常讲故事给他们这些孩子听。

胡金铨的武侠世界完全是文人式的，他曾说：“许多人以为我拍了很多‘武侠片’，其实不然，我对武术一点都不懂。我拍的动作完全是从京剧中借来的，我的武打动作是将舞蹈、音乐、戏剧合而为一，我把京剧动作分解，并且想尽办法让它在电影中达到最惊人、最突出的效果。”

体制转轨，邵氏大厂制度衰落

狄龙的表演生涯中，最让人吃惊的，是他在《倾国倾城》中演出了“光绪”一角，这标志着他真正从一个功夫男星，变成了一名演技派的男演员。

1975年的《倾国倾城》，是邵氏电影最后一部史诗巨作，集合了当时所有邵氏能请得动的最好的明星：卢燕的慈禧，狄龙的光绪。在不出外景的前提下，靠搭建的内景拍出了北京紫禁城的威严与肃穆。但此时，邵氏已经在慢慢减少电影业务，转投电视。

李翰祥拍《倾国倾城》，某种程度上是集中了毕生功力。他1960年代成名后弃邵氏出走台湾，希望成就电影大亨的梦想，却在邵氏势力笼罩下屡战屡败。1971年他不得已回到邵氏，拍风月片和骗术片以娱己娱人。1975年正是风月片当道，拍《倾国倾城》这样的历史正剧，邵逸夫原本并不看好，但《倾国倾城》的成功却把邵氏的辉煌推向了顶峰。这一年，新加入的刘家良也以《神打》一片给邵氏的功夫片带来了南拳风格的新鲜血液，连张彻也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尝试用镜头的分解和组合逐渐丰富原来的“一招一式”的动作。1978年的《少林36房》，成为邵氏功夫片后期的代表作。1974年，邵氏出品的影片达到了49部之多，成为行业老大。

然而此时，邵氏出现了新的对手：嘉禾。1970年，邵逸夫的重要合作伙伴邹文怀离开了邵氏，以40万元港币起家，成立新的“嘉禾”公司。邵逸夫当时并未意识到，邹文怀的离去，意味着一种新的制片制度的兴起。

邵逸夫的管理制度，是仿效好莱坞八大公司的“大制片厂制度”，邵逸夫的梦想，就是把邵氏打造成“东方好莱坞”。他的管理方式是东方式的家族管理，家族独自经营，盈亏自负。而此时好莱坞的“八大”已经在逐渐朝独立制片体制转轨：大公司选择合适的制片人予以财务和发行支持，最终进行利润分红。邹文怀走前曾建议邵逸夫顺应潮流实行“分红制”，但邵逸夫已经习惯了亲自掌控一切，不适应独立制片体制下的“权力下放”。

正是这样，他错过了李小龙和许冠文、许冠杰兄弟。许冠文、许冠杰兄弟曾经携带《鬼马双星》剧本找到邵逸夫，要求五五分成，遭到拒绝后转投邹文怀的嘉禾；而嘉禾同样用更人性化的分红制从邵氏手中赢得了李小龙。1970年代后期，“嘉禾”逐渐取代了邵氏在电影业的地位。回顾这段历史，张彻亦有总结：“基本上，‘邵氏’的兴衰，是美国影都好莱坞兴衰的缩影。”

然而邵氏虽然在电影业方面衰落，却为华语电影留下了1000多部作品。虽然很多电影当年为了赶工不乏粗糙和可笑之处，但那个时代的人物风貌永远无法复制。

仍然健在的邵逸夫已年逾百岁，行里人提起来都会恭敬地称呼一声“六叔”。有着“香港电影教父”称号的吴思远，当年也曾是邵氏一员，他说：“邵逸夫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了很多人才。邵氏兴盛的时候，它代表的就是香港电影，香港电影就是邵氏。”